汪晓佳：回忆煤电报初创时期

回忆煤电报初创时期

　　■汪晓佳

　　建国后，全国煤炭系统几乎每个矿务局都拥有自己的矿工报，而且还大都是全国统一刊号。一张报纸对于一个矿区持续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并且是不可替代的。皖北矿务局1984年组建后的几年里，宣传部门曾动议创办矿工报，据说方案已经拿定，人员也已物色。当时我在局办文书科工作，听说我也是被锁定为即将诞生的矿工报采编人选之一。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中途搁浅。

　　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和矿区干部员工的迫切要求，1998年上半年，局党委宣传部又把办报提到了议事日程。此时，我已经从办公室调到了宣传部，专司对外宣传报道。某日，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桂修交给我一份他亲自起草的关于办报的报告，并安排由我呈报给局党政领导审批。时隔半年多，领导终于在报告上作了“同意办报”的批示。于是，我们便开始了紧锣密鼓地筹备。

　　由于当时国家出版物的全国刊号控制得较为严格，只得先使用淮北市新闻出版局审批的临时内部准印证。先是旬报，后为周报，四开四版，套红印刷。记得当时矿务局刚刚开过职代会，我们便把职代会的内容出一期试刊号，时间定为1999年的1月1日。新年伊始，图个吉利。

　　要办报了，宣传部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非常高兴。然而我们没有一点儿的办报知识，任何人的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在《拂晓报》社印刷厂编排这期试刊号的那天晚上，该厂的业务员和照排员，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画版如何校对，就像老师教小学生那样笃诚。版样改过来改过去，废了的版样纸丢得到处都是。我们不舍得扔掉，一张一张地叠好带回来留作纪念。为了慎重起见，试刊号付印之前，还专门打电话把正在矿上看望元旦坚守岗位干部员工的张学坤书记请到了报社，由他亲自审稿、签字付印。其实，领导签过字了，我们也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离开报社，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报纸印出来。在校对室等待时的心情，犹如在等待家庭一个哇哇坠地的婴儿那样急切、激动。手捧这期满是墨香的创刊号，看着尽管和其他报纸相比有些丑陋，但这毕竟是我们出刊的第一张报纸，又凝聚了我们几天所付出的辛劳，却怎么看怎么顺眼，怎么瞧怎么妙不可言。

　　是年3月5日，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这一天，煤电报正式创刊。局长、书记为报纸创刊的亲笔题词，并排放在一版头条位置，报头也是局长所题，所以极为令人瞩目。没有编制，没有编辑部，没有专职办报人员，全为兼职。拟定的4个编稿人员，平时都有着各自繁忙的本职工作。大家都是忙里偷闲地各编一版，从编辑到校对，一竿子负责到底。当时，我既是分管报纸的副部长，又兼任文艺副刊的版面编辑，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记得每期编好后的稿件，由部长组织副部长和各科的科长、兼职编辑在一起集体审稿，哪篇稿子放在哪个版，放在什么位置，形成一致意见后再送到印刷厂照排、校对。每一期报纸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了尽快适应办报业务的需要，提高报纸的质量，我们几个兼职办报人员，除了自己在实践中摸索，虚心向负责承印的《拂晓报》编辑、照排员请教外，还先后去《淮北日报》、《徐州矿工报》等报社登门取经，并邀请曾在《安徽工人日报》做过校对的老部长王重阳加盟我们的编校工作。另外，每期报纸校对的时候，哪怕工作再忙，部长都要抽出时间前往印刷厂与我们一起校对、最后把关，签字付印。领导与下级同甘苦、共负责的精神，感染着我们在编校业务上一丝不苟、爱岗敬业。特别是办周报和后来出周二刊的时候，往往要搭上双休日从事编辑、校对。顾不上家庭，顾不上孩子，顾不上休闲。但当我们看到每一期出版的带有淡淡的油墨香味新报纸时，总是感觉到格外的兴奋，虽苦犹乐。

　　为解决人手紧张的矛盾，同时也是为了锻炼矿上的骨干通讯员，部里作出了轮流从矿宣传部抽借一名通讯员来帮助工作的决定。每人“实习”三个月。他们的到来确实缓解了我们不少工作上的压力。当然，也使他们在文字业务上得到了锻炼。凡是参加煤电报“轮训”和参加办报初期举办的几期通讯员学习班的同志，后来都有了出息。比如有的通过全省公开招考，考进了省辖市《池洲日报》报社当了记者;有的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参加了省市作协会员;有的被选调到矿上或集团机关任办公室秘书;有的则在矿上提拔为中层领导干部。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有了煤电报这个平台和园地，很快，并持续为皖北矿区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并且业已成为集团领导与基层干部员工互动的桥梁、对外树立企业形象的窗口和百里矿区不可或缺的一道精神大餐。曾经有几年还连年被评为全国工业企业内部报刊“优秀报刊”。当年的“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逝者如斯夫，弹指一挥间。屈指算来，我已经离开岗位十多年了。令我十分欣慰的是，这份凝聚着我辛勤劳动和心血的企业报纸《皖北煤电报》，始终还在办着，而且越办越好。每一期新报出刊，宣传部的同志都要顺便给我送过来，从一版看到四版，总是看不够，然后珍藏起来作为纪念......